近年大象出版社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关注。究其原因，不完全在于它装帧的精致豪华，版式设计的别致以及印刷、纸张的精美，更可能在于它的内容和性质。这是中国音乐考古学方面的第一项浩大的基础工程的终端成果。老一辈的音乐家吕骥和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曾竭力倡导，要编撰这样一部音乐文物的资料总集。后来该项目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共同发起，联合攻关，作为国家“七五”社科重点项目上了马。迄今为止，已经付出了十年艰辛。期间，先后以音乐学家黄翔鹏、王子初两位总主编为首，汇集了全国数以百计的音乐学、考古学、历史学方面专家指导或参与编撰工作，他们普查文物的足迹几乎遍及每一个文博单位，对所收录的绝大多数文物作了实地考察，测录了第一手形制数据及音响学资料，拍摄了数万张图片，终于汇集成这样一部篇幅宏大的音乐文物资料总集。
历史科学的研究资料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文物资料，二是文献资料，三是民族学资料。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的实物史料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科学，它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基础部门；文物，则是考古学研究最基本的资料。音乐考古学则是根据与古代音乐艺术有关的实物史料研究音乐历史的科学，它是音乐史学的一个基础部门。音乐考古学所依据的实物资料，可包括古人音乐活动的遗物和遗迹，如各类乐器、乐俑、雕塑、绘画、书谱等。它们从不同侧面保存了大量古人音乐艺术活动的信息。这些遗物和遗迹或埋藏于地下，或流传于世间，考古工作者通过发掘和普查发现它们并加以研究，据以阐明古人音乐实践的原貌，进而探讨音乐艺术的发展规律。它们比起古代的文字记载来，更为直接，更为可靠；对于研究缺乏文字资料的远古社会的音乐艺术面貌，音乐考古学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文物由其所有者收藏；属于国家的文物则由文博部门保管，这在国际上也是通例，天经地义。文物不仅有着学者们所看到的历史价值或其它学术价值，还往往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或商品价值。有许许多多文物往往是无价的。私人的收藏秘不示人，公有的文物保管森严。即便如此，文物被盗，甚至杀人越货之事时有发生。于是，在一般情况下，历史学家们就很难接触到他的重要的研究对象———文物了。这是人类自身的一种悲剧。怎样为学者们和他们的研究对象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怎样让人类的历史遗存为人类了解自身曾经走过的路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这就是《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倡导者、编撰者和出版者想做的事，是他们已经做的事和将要继续做下去的事。显然，《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出版做到了这一点：它把大量音乐文物的形制数据、材质色泽、制作工艺、文献著录、音乐音响性能资料以及有关它的其它考古学资料和高质量的彩色图片，提供给了学者。从这一角度来看，该书的出版不仅是出版界一件大事，更是中国音乐学界和历史学、考古学界的一件大事。
目前，这一实质上也可称之为“中国音乐文物集成”巨著已经完成了前十卷，另有二期工程正在出版或编辑的过程之中。它的出版，受到了学术界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名的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认为：“《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项目的完成，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这一项目性质，不仅是中国音乐文物的搜辑集成，而且是大规模的系统研究工作。通过这项工作，使中国音乐考古学这一边缘性的学科分支得到稳固深厚的基础，其成果的重大影响在音乐史界以外，还广泛及于历史文化研究的各个方面，对阐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涵，增进对文化传统的深入了解，尤有突出意义。”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袁运甫教授在设计将要在世纪之交置放在天安门城楼的大型编钟时，曾激动地对《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编者说：“太感谢你们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你们为我们美术界也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看来，该书的社会意义确实已经超出了文史领域，影响到了美术和工程设计方面。
对于音乐史学家来说，《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有史以来第一次将大量从前已知的和未知的音乐文物资料集中在一起提供给他们，使他们跳出了旧有资料的局限。在他们面前，展现了一个全新的资料世界。我们相信，有《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作前进的铺路石，作攀登学术峰峦的阶梯，将会对音乐史学和中国音乐考古学自身的建设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
但愿我们的学者们能付出一部分精力，用到学术研究的基本建设——资料工作上来；愿我们的出版界如大象出版社所做的那样，出版更多类似的有价值的好书；也愿我们文化工作的决策者们，分出一些注意力，拿出一部分财力，来支持文化资料的基础建设工作。这还不仅仅是因为《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所收录的资料中，已有一些文物不再存在于世，文物资料的抢救刻不容缓的缘故。也在于，我们祖先所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中，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并非是仅有的一支绚丽多姿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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